吉林是丰饶之地，又是中国粮仓之一，自然是山东，河北等地“闯关东”人们的向往地。大跃进的饥荒年代“闯关东”的人更多，有个人结伴闯的，也有基层社队组织的。1961年10月30日，吉林省公安厅和民政厅联合向省委报告，今年以来，流入吉林省的盲流人口有23万人，其中流入城市经过收容遣送回原籍的有48700多人。
流入农村，矿区的有18万多人，这些人多数是携带家眷投亲靠友的农民。新华社吉林分社老记者回忆，当年是有一些盲流冻死在冰天雪地之中。1961年1月1日到2月8日，在沈阳铁路局长春管区内，就有38名死亡在闯关东的路上。中共四平地委1960年6月15日报告，1960年2月以来，该专区双辽县及怀德县，梨树县，伊通县的少数公社，先后发生了农村人口盲流的情况。5月21日截止的统计，外流45314人，其中男女劳动力18250人。这些人大部分流到黑龙江，内蒙和吉林省其它县。外流人口中，不仅有社员，还有干部，党员，团员。据卧虎公社报告，外流人口中有队长以上干部51人，党员52人，团员145人。有的生产队每人每天只有四五两口粮（老式十六两两为一斤）。对寒冷的吉林来说，四五两口粮不到，生存是很困难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县也发生过人口大批外流的情况。而收容遣送站违法乱纪，普遍打骂，体罚流民。四平收容遣送站的31名干部中就有19人打骂体罚过流民，有拳打脚踢，拧耳朵，竹条抽，木棒打，扒光衣服推到屋外冻等十几种处罚。把人打得口鼻流血，头破血流。闯关东的盲流被送进四平收容遣送站，必须老实直腰对面坐着，不许乱动。书记，站长，管理人员看见谁不顺眼就打。盲流们住的地方非常拥挤，6.6平方米的房间住72人，男女老少挤居一室，不让活动，不让出门，不让晒太阳。在屋子里大小便，虱子成群滚成蛋。由于环境太恶劣，11月份3天就死了5人。 1958年以来，吴德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反复宣称：“人民公社是实现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这是我们党运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因此在大跃进运动中，吉林省在公社化，大办钢铁，深翻土地，密植等诸多方面，都是很积极的。1958年底出现饥荒时，征粮因难时，省委第一书记吴德派征购粮食工作队在公，检，法及监察等部门的配合下完成了任务，在社员家里翻箱倒柜地搜粮，逼得社员自杀，五风肆虐，社员陷入苦难之中。在全国不得不开展纠偏工作时，吴德为首的省委，仍特别注意维护“三面红旗”。吴德在六级干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强调：“我们在估计本省情况时，首先必须肯定1958年的巨大跃进，必须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必须肯定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热情和高度积极性。如果有谁企图否认这些，谁就是违背最明显的事实，谁就是否认了全省人民和广大干部的努力，他就一定要遭到广大群众的坚决驳斥”。在大办食堂和实行供给制的问题上，吴德为首的吉林省委下发文件，规定凡是实行供给制的地方，为了约束二流子，懒汉，经过社员民主讨论，可以实行“定工吃饭，旷工缴饭钱”的办法，或实行“基本伙食工分”的办法，可吴德却对无分配和无工钱的事实视而不见。
大跃进的疯狂遭遇大规模的饿死人及人相食的事实，百姓们的生灵涂炭使统治者内部的看法出现了分歧，毛泽东坚持“九个手指与一个手指”的看法，也坚持其几十年来的思想，大规模的建设与过去大规模的战争一样，大兵团作战牺牲是难免的，也是必须付出的代价，现在的大兵团投入建设，死些人是不必大惊小怪的。1960年春天，中共中央推广了贵州省大办公共食堂的经验，强调必须坚决办好公共食堂。全国再次掀起大跃进的高潮，并对要求解散人民公社食堂做出强硬的回应，宣称“公共食堂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重要阵地，要不断地巩固，壮大”。这指鹿为马的强权，加上无法无天的思想，还有那和尚打伞的痴狂。报喜与卫星仍然照舅（旧），高产就有高征收。要完成高征收任务就得派征粮工作队，“五风”又要刮，又要到社会员翻箱倒柜地搜，百姓们又再次生灵涂炭。吃草，吃树皮成为常态，百姓的生命受到几千年来最为惨烈的煎熬。全国各地更大规模的饿死人及人相食普遍发生，面对这残酷的事实，统治者内部的分歧更加明显，“九个手指与一个手指”的看法开始动摇，只读过几年私塾的毛泽东也束手无策，196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61]323号文件，为毛泽东批转胡乔木的湖南调查，无可奈何地准备解散公共食堂。全国有些省委书记也送上来自己的调查报告，相当多的省委书记都主张解散公共食堂。聪明的吴德知道，毛泽东从心底里是喜爱公共食堂的，于是对是否解散公共食堂的表态就明显有点暧昧。他低调地支持毛泽东，给毛泽东一个好的感觉。1961年5月10日，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明知吉林省冬季较长，气候寒冷，一年四季都得烧炕，农村社员居住分散，办公共食堂就得烧“两把火”（公共食堂和社员家里都有得烧火），特别是在粮食困难的情况下，家庭内可以做到劳动的人吃干饭，不劳动的人吃稀饭。吴德给毛泽东的信却说：“现有的公共食堂，许多办得不合群众的意愿，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管理不善，费柴，费人，费钱。‘百斤粮不顶百斤吃’，有平均主义，影响社员家庭饲养业的发展，‘吃饭不自由’”。他在信中还说：“我们调查了两个山区的食堂，单身汉，没有老幼拖累的年青夫妇，五保户，这几类户90％的都要求坚持办常年食堂。看来，由于情况不同，群众要求不同，所以食堂办不办，怎么办，都应由当地群众讨论决定，不好‘一刀齐’”。这个官场官油子，时刻揣测圣意，对百姓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悲惨却视而不见。
全国各地更大规模的饿死人及人相食事件继续爆发，束手无策的毛泽东只得深居简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只得改革变法，给了社员一些小自由。为了压减城市的供粮，将工厂的职工压缩回农村，称之“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新政策。吉林省的这个时刻揣测圣意的官场油子吴德，见风使舵，在贯彻落实新政的过程中，又超额完成计划任务，再立新功。吉林计划精简职工15－18万人，从城市压缩31万到34万职工回农村。吴德在两年内，连续下放城镇人口，总的压缩指标是81.2万人，实际完成压缩98.0万人。致使吉林省1961年下半年至1962年的饿死人数没有减少，并成下降趋势。那些可怜的城镇压缩回农村的98.0万人，有多少成为了饿死冤魂？他们的冤魂如何安息？还有那些助纣为虐的人，他们百年之后去见其洋教头——马克思时，如何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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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用生命写下的历史是不能掩盖，也无法抹掉的。对自已统治下的百姓犯下如此滔天罪恶的人是不能原谅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为了让饿死的冤魂安息，决不能让国贼原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逍遥法外，是为社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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