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在取得反“右派”运动的全面胜利后，毛泽东开始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设新中国。他号召农民把斗地主，分得的土地与农具交出来成立合作社，随后又成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而且把这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描绘成人间天堂
，在哪儿，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没有货币，老有所养，幼有所教，有敬老院，有幼稚园，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各取所需呀！在哪儿，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贫富，没有纷争，四海之内，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吃的，穿的，住的，用的都一样，各凭喜好，公平，公正的极乐世界，要到达这极乐世界，人间天堂，现在就要把几个合作社合建成人民公社，还编成歌谣教大家演唱，只鼓得不识字的百姓们神魂漂遥。“一大二公是毛泽东创办人民公社的崇高理想，当时有歌谣，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饥饿引发的改革》中共党史出版社，第41页]。全国人民像着了魔法一样，没有思维，没有理性，亿万农民一古脑儿地往这桥梁上拥，向那天堂里挤。中华大地上正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也在没有废除货币的情况下，砸烂各家各户的炉灶，收缴各家各户的锅盆碗筷，社员大伙在公共食堂吃饭，一块儿集体出工种地，种什么作物，有公社干部安排，如何种地，有大队领导调派，地是公社的，牛是公社的，机具是公社的，锄啊！耙啊！铲啊！都是公社的，就是羊啊！猪啊！鸡啊！鸭啊！全是公社的。半年间，全国一律建成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各地到处是公共食堂。公社化的速度之快，令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为之惊叹，也叫苏联老大哥惊讶诧异。这样的成就使毛泽东的英雄气概大增，更为了在全球社会主义阵菅作出表率，取得地位，随后提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公社的集体干活，以粮为纲的生产，农田基本建设的人海战术，高得叫人咋舌的亩产粮卫星不断刷新，争先恐后的升空，人民公社建设成为了“干活的吃不饱，不干活的吃得好” [《饥饿引发的改革》中共党史出版社，第30页]。
公社集体种地的农具，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于是成了无人关心，无人问的破损物。理想的共产主义人间天堂，是美妙的，宣传的，描绘的，是纸上谈论鼓舞人心的，现实的人民公社，是看得见的，是摸得着的，是实在的，是要过日子的，是不能忽悠社员的。干活的社员与不干活的社员之间是不可能和平共处的，劳动力多的壮劳力家庭，与老弱病残少劳力家庭，也是不可能相安无事的。人民公社社员之间没有贫富差别，且有纷争。人民公社的天空中布满了卫星，高产田，高收获，高征收，加上四面八方的平调，平拿，平借，还有公社干部们的暗渡陈仓。公共食堂少米下锅啦！只能用汤饭（比稀弼还稀的弼）来维持，吃不饱肚子的社员们开始生吃野草，为了活命，把能吃的都找来吃，一天到晚肚子都呱呱叫，一天二十四小时脑袋瓜子都想着吃。胆大点的社员偷吃地里初长成能吃的，能活命的作物。这样的无奈之举被领导们视为犯上作乱的反革命行为，破坏生产的阶级斗争，他们派骨干组成的民兵，背着钢枪保卫公社的卫星制作田，他们站岗，他们放哨，他们巡逻，他们布控，饿得没法的社员稍不留神，落入法网，缓解一时饥饿之苦，却要咬牙忍受皮肉之痛，随着保卫力量的加大，严刑拷打的加剧，落入民兵之手的社员不死既残，公社的卫星制作田保住了，高产卫星又可以放了，社员们的心破碎了，公社各级领导的威风树立了，社员们的美梦醒了，饥饿残酷无情地夺走社员的生命，为了活命，社员们纷纷离开家，离开故土，离开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流落他乡，流向城市，沦为乞丐，为了活命，做了叫花子，这都是放卫星惹的祸，害的呀！
干活儿的走了，不干活的怎么放卫星呀！那些欺上压下的领导们汇报说：“社员们好逸恶劳，习惯乞讨”。当时“有些理论家和大学 教授也说：‘有些农民喜欢并且习惯过这种生活’”[《失衡的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第18页]。中共中央将这种外出乞讨现象定性为“盲流”。越来越严重的饥饿，饥饿使大批种田农民死亡。“50年代末，把盲流推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共中央，国务院连接不断地发文” [《失衡的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第16页]。各地公安机关强制收容并遣返盲流人员，流落全国各城各市的乞讨叫花子减少了，而社员们的命运雪上加霜，“大饥荒使上千万的农民丧生，……考察过的安徽省凤阳县，当时饿死的人口占全县总人口数的四分之一左右” [《失衡的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第19页]。
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及人民公社的领导们，大张旗鼓地开展反“盲流”，公社的干部们学习掌握中央文件精神，也坚持“与天斗极乐无穷，与地斗极乐无穷，与人斗极乐无穷”的信念，也把“盲流”提到阶级斗争的纲上来认识，“认为打骂罚是坚持斗争哲学，是出以公心，对改造小生产一天24小时都要专政” [《饥饿引发的改革》中共党史出版社，第139页]。这些领导们为了自已的名利，跟风逐浪，使官场的指鹿为马，信口开河的陋习越演越烈，任意编造产量，随愿浮夸粮食亩产，不断升腾新卫星，全国的公社生产形势喜人，刷新的粮食亩产卫星令世界各国目瞪口呆，中国高层领导为取得的这巨大成就沾沾自喜，毛泽东1959年11月在杭州诗兴大发曰“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热来寻扇子，冷去对美人。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莺”。 “又是寻扇子, 又是对美人”.如此闲情逸志，更是发话，粮食多了，农民可以一日五餐呀！
公社的领导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力争上游，使自已的高产卫星放得更高，更高，高到让高层领导看到，让领袖们赏星悦目，同时也绷紧阶级斗争的弦，杜绝“盲流”展现自已的管理才华，他们随意办“不法人员学习班，轻则辱骂，体罚，重则严刑拷打，仅永合，新兴，永生，永泉，东宝安等五个大队，三年有174名社员被‘办班’有137人挨打，8人被打死，13人至残” [《饥饿引发的改革》中共党史出版社，第112页]。有的县“亲自动手打社员的，全县干部有751人，其中县委常委3人，公社领导24人，公社一般干部67人，支书级88人，其它基层干部564人，被打社员一千余人，县委书记刘书润，常委周金玉，刘环赤都打过人，原底公社党委副书记李应斌，曾一次把出工迟到的社员20多人用皮带抽打” [《饥饿引发的改革》中共党史出版社，第136页]。“土桥公社党委副书记姚宗信，罚出工迟到的社员站在风口上，迎风张口，谓之曰‘喝西北风’被打自杀的社员21人，还有被打逼疯，打残” [《饥饿引发的改革》中共党史出版社，第137页]。“甘肃省安西县有个全国党代会党代表，是‘学大寨’先进大队党支书，他常说：‘社员个个像我骑的马，你夹不住它，它就不给你好好跑’” [《饥饿引发的改革》中共党史出版社，第122页]。
“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在淮北太和县看到过年了，农民苦干了一年，连顿过年饺子都吃不上，他说：‘旧社会《白毛女》里的杨白劳那么穷，过年了还吃顿饺子，给女儿喜儿扯上二尺红头绳呢’”[《饥饿引发的改革》中共党史出版社，第60页]。芦荡火种剧(文革中改编成样榜戏《沙家滨》)，十八个伤病员对阿庆嫂道谢，他们一日三餐有鱼虾，路又走不动，山又不能爬，怎能上战场把敌杀。这可是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下，阿庆嫂开茶馆救护新四军伤病员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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