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运动的高产卫星，钱学森等科学家的太阳能理论论证，可假的真不了。爆出的大面积饿死人事件，如雨淋湿了一些高层领导浮躁的大脑，他们调查，想了解真相。1959年2月27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摊开双手十指说：
“我们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所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定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秀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6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接踵而至的饿死人事件，迫使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7月10日下午）为其唯心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论作辩解，他说:“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要找问题，可以找几千几万件不对头的。但是从总的形势来说，就是这样；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逄先知、金冲著毛泽东传，第972—97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这现代版指鹿为马还使庐山上万言书的彭德怀遭群殴。
1960年前后山东昌潍专区潍坊市高里公社饿死1000多人为“高里事件”。高里公社有16个大队（基本核算单位），7466户，共计27827人。有耕地25208亩，土地肥沃，自然条件较好，为历史产粮地。
时间：2007年12月7日上午， 地点：后沟村委办公室，
参会村民：张田林，75岁，（当年村民兵连长），张壮威，76岁，张文胜，75岁，（当年大队统计员），张守信，80岁，张清香，75岁，张守禹，77岁。
后沟村文书：张建瑞，妇女主任：刘永芹。
寒亭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曹永明，副主任：范继河。
记录整理：曹东亚。
后沟，前沟，苇园3个自然村，公社化后为后沟生产大队，全队有社员不到300户，1000多口人。1959年12月至1960年4月，饿死130多口人。1960年春灾情最严重时，一天饿死7人，人死后没人埋，情形非常凄惨。钢铁元帅要升帐，我们大队调50多人到公社炼钢铁，社员家里的锅，铲等铁器被收去砸碎炼钢，钢没炼出来，好钢炼成了废铁。秋天，收庄稼时还搞深翻土地，公社要求深翻土地3尺。为了配合深翻地，大队在田野中搭窝棚，支锅灶，社员劳动，吃饭，住宿都在地里，不允许回家，老人也跟到地里看孩子，场面搞得轰轰烈烈。种麦子时，公社要求加大播种量，每亩地下种100斤左右，大大超过了15斤的正常播种量。明明麦子没种完，不少地还没下种，公社就向上级领导报捷。上级领导就调我大队的劳力去支援二十里堡公社的东金马队，一去就是20多天。刚回来还没进村，又被调去支援西营队。
我们队在粮食比上年欠收的情况下被征48万斤公粮。征完公粮不久，12月份就没有粮吃了。高里公社党委在一空桥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生产队干部，包括会计，保管员都参加。是公社党委书记韩锡昌主持。会议是批判“瞒产私分”，说生产队隐瞒产量，私分了粮食，要收上来。在这个“逼粮会”上，我村保管员，老党员张兆丰说了实话，结果被指责为攻击社会主义，不光挨整，还挨了打。在面临绝境的情况下，社员们纷纷外逃，想方设法去外地逃荒。可政府对外流人员控制很紧，不许农民外出，买火车票必须持有公社证明。不少人在潍坊火车站被截了回来。逃出去的社员，近的逃到临朐等地，远的逃到内蒙，东北各地。1960年春时，全大队剩下不足600人。大家吃树叶，树皮，野菜，连麻叶都吃。人普遍水肿，奄奄一息，走路的劲都没有，整天睡觉、晒太阳，村里路上的蒿草一米多高。开始饿死的人还抬出去埋，由于没有力气，坑挖得很浅，有的尸体露着手脚。后来抬的力气也没有了，人饿死后就那么扔着，惨不忍睹呀！
潍城区档案馆《潍城文史资料》第二十辑记载的高里公社党委在一空桥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情况：
1959年12月，高里公社在一空桥村召开的四级干部会上，以“右倾”帽子，逼迫各队承认公社的浮夸数。要生产队长自报瞒产私分，社员偷坡（到田间干活时偷拿庄稼）及自留地产粮数，并以辩论会的形式，斗争了22人（有挨打）。公社党委将这些逼来的数据，将每人口粮年均198斤改为413斤（瞒产私分每人加120斤，偷坡每人加28斤，自留地产粮每人加67斤）。会后，各生产队如法炮制，勒令群众凑粮，组织人到各户家中翻粮，逼粮采用打人，绑人，罚跪，不管饭等手段，逼迫群众交粮，闹得鸡犬不宁。如后沟生产大队所属的三个自然村，七个包产单位，有325户，共计1085人，耕地4545亩。1959年收成不好，每人年口粮仅156斤。但他们把虚报的私分，偷坡，自留地数字加在一起，虚报浮夸为422斤上报。
该社自1960年1月到4月15日止，共死亡977人。死亡人数是逐月增加的，1月份187人，2月份250人，3月份 376人，4月份164人。死的情况惨不忍睹，有的死在野外，有的外流，讨饭死在路旁，有的婴儿失去了父母，有的一家死绝。外流，浮肿病也相当严重，4月15日止，共发生浮肿病人2798人，外流1112人，弃婴30人。
最严重的是后沟生产大队，1960年1月至3月30日外流94人（有9户全家去东北），浮肿病129人，死亡100人（因浮肿病死去的60人），其中男70人，女30人。死亡人数逐月增加，1月份21人，2月份25人，3月份54人。从年龄上看1——15岁，9人。18——45岁，11人。45——60岁，24人。60岁以上56人。大牲畜死亡31头。
高里公社生产队基层干部，为非作歹，逼死人命。东西营生产大队，生产小队长以上干部24人，他们以各种借口，在1月至4月间，毒打群众61人，导致2人死，2人病，3人残，1人被打吓跑。支书兼队长刘长进设立公堂，采用拥串，低头弯腰，拳打脚踢等手段，打骂群众。社员张某因病从水库回家休息，刘长进等即将其传到办公室，当场打昏，还说是“装相”，醒后再打。张某五天后死去。社员李洪重之妻分娩25天，夜晚被打后患病失奶，小孩活活饿死。后沟生产大队，小队长以上干部34人均不参加劳动，社员劳动了两年也不给记工分，收入搞平均分配。他们还吃喝贪污，挥霍浪费，训人打人，致使部分社员外流或死亡。
口述者：李奎武；原籍寒亭区固堤镇横沟村，1929年生，曾任潍县寒亭区委书记，人民公社化后历任沟西，高里，南村，泊子公社党委书记，1992年离休。
记录整理者：曹东亚。
1959年我在桥西村驻点，秋后，卖完公粮村里就出现严重缺粮，全村4000口人只剩下4000斤粮食。1960年3月，省委在济南召开全省六级干部会议，全省县委书记，县长，公社党委书记等万多人参加的大会。这期间，市委在段家公社召开自力更生，不向国家伸手现场会。两位副书记主持会议，我代表高里公社参加这次会议。在段家公社，我们看到了不少粮食，场院里地瓜干一囤一囤的，伙房里也有粮食。我就想，段家是丘陵地，怎么会有这么多粮食？我偷着用手往下摸，上面一层是瓜干，下面全是草，原来是一个假现场，我没敢多说话。会上，市委要求大家表态，说段家有粮食，困难自己解决，不向国家伸手，你们怎么办？于是，各个公社逐个表态，都说自己也有粮食，困难自己克服，不要国家的救济粮。一位副书记问我，你高里怎么样？我说，高里不能自力更生，得要粮食。他问，你要多少？我说要50万，没有50万应不了急。朱里公社社长郭德新也改口要粮，其它公社也纷纷改口要粮，主持会议的副书记发火了，说你右倾还是右倾，你怎么带这个坏头！原本当天散的会不散了，把我好一顿批斗。我知道市里有粮600万，不管他们怎么整，我就是不说不要粮的话。
会议后，我又打电话向市委要粮。不久，后沟大队饿死人了。我赶紧打电话找市委，市委管农业的副书记问要多少粮，我说不要粮了，只要求市委来人调查处理。地区刘勇专员来高里公社处理问题时，作了两点结论：一是卖粮卖多了，二是不要粮。我当时在场，说：“刘专员说得完全对，就是卖粮多，不要粮造成的”。人祸，使高里公社饿死了1000多人。
如今，为了让饿死的冤魂安息，决不能让国贼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逍遥法外，为社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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