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的制度中“民有不平或冤屈”可到当地官衙击鼓告状，不服当地官衙的判决，可到府衙（现地市级）及直到京城告御状。此外，还有巡视察案的补充制度，皇帝的钦差到地方巡视，也可击鼓告状，还能拦轿告状。
中国这流传几千年的特色，随着时代的变迁，演变为现代信访制度，民有不平或冤屈，可写信到当地信访机关鸣不平或冤屈，信访机关将信访信转原部门，原部门不认帐或不理睬，信访就泥牛入海了，于是，有不平或冤屈的百姓无奈举债赴市，省，中央上访，然而，告状成者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冤屈之后又添新愁，新冤（家财耗尽，又有新的指控）。大跃进时期也有一批良心人写信信访，揭卫星的假，高产的伪，说百姓的苦，告百姓的饿。可信访机关将信一层层的转，就是没回音。不少良心人被批斗，遭噩运，祸及妻儿，还株连亲朋。 1958年12月初，北京城正在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馆陶县一位转业军人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信访），中央信访机关将信转到省委，省委转到地委，地委转到县委，县委不认账，地委也否认信反映的真实性，省委舒同心知肚明，装聋作哑，使这信访无消息。转业军人一告再告，还是泥牛入海。无奈的他直接去北京找到门路告了状。中央知道了情况，有关部门打电话，指令认真处理。省委、省人委才派邓辰西、王斋带调查组去馆陶县调查。调查组成员在馆陶县看到食堂停了伙，到处都有饿死的人，所到之处老百姓围着调查组的汽车哭。那悲惨状就是铁石心肠人的心灵也得为其颤抖。
山东省委、省人委调查组1959年1月16日的报告：自1月份以来，馆陶县食堂停伙、半停伙的状态还在发展。截至1月10日，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全面调查，很难举出准确数字，但这种情况已经遍及全县。全县7个公社已有6个公社有停伙、半停伙的村庄。其中以房寨、柴卜、魏塔寨三个公社最多。潘庄、北馆陶、八岔路三个公社次之。南馆陶公社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生问题，但现存粮食（包括地瓜干、萝卜干）也只能吃一个月。据各公社自报，全县1195个食堂，完全停伙的有82个（据群众反映，绝不止此数），半停伙的更多。很多食堂从中秋节后就没有见粮食，吃地瓜和罗卜干已经四五十天了。房寨公社芦里大队有4个食堂在去年中秋节后全部吃地瓜，11月全吃萝卜，12月29日停伙，直到中央转来人民来信后，才于1月9日、10日两天开伙。
食堂停伙、半停伙以后，社员四处觅食，逃荒要饭，有的卖儿卖女。有人偷盗、自杀。因饿和饿加病者死亡二三十人。有的村劳动力全部逃光，生产停顿。全县据不完全统计，自1958年10月以来，仅到邯郸一地逃荒的就有13000多人。调查组访问了5个公社20多个村庄，所到之处，男女老幼哭诉饥饿，惨不忍睹。
县委按照自己错误估计的高产安排征购任务和社员生活，征购任务在先，社员口粮有名无实，或名多实少。食堂绝粮后有叫社员自筹，有干脆宣布：“愿拾，愿偷自己办”。本来没有粮食反而加紧“核实”产量，不报高产不散会，发动群众反瞒产私分、挖“老鼠洞”（即小仓库），挨家挨户搜粮食，搞得群众十分恐慌，如同鬼子进村。群众有三个不满意：
第一，对干部虚报产量不满意。这次调查组下去前，几乎各公社都开了会，不让群众向调查组反映情况，只许说产量高，吃得好，不准说吃不饱，没饭吃。“谁乱反映，谁就是反革命”。
第二，对干部不关心社员生活不满意。
第三，对干部强迫命令不满意。不少干部打人、骂人，强迫社员脱光衣服干活。不脱光就是没干劲。强迫社员彻夜劳动，冒雨劳动。有村庄强迫青年妇女脱光衣服劳动，强迫群众翻地三尺种小麦。
一星期后，中共中央批转了山东省委、省人委的调查报告。中共中央的批语：“1958年全国受水旱灾面积是4亿亩，成灾面积1亿亩，其中80％是旱灾。经过几年水利工程，旱灾规律已经发生了变化，老规律是成灾成片，易于发现；新规律是旱灾插花，容易忽视。在丰收地区往往有一些减产、或平产或增产不多的地方。如不注意，就容易在这些地方发生严重问题”。
官场上下都知，就是不说真话，大家心知肚明也不捅破这层窗户纸。中共中央的批语也如当年卫生部的报告1959年：“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升趋势，涉及面也比较广。其中山东最为严重，1月至4月10日，发生肿病人77．9万多人。死亡618人，仅4月1日至10日，即发生肿病人17．3万人”。中共中央的批语也不说饿死人，也不说“五风”猛于“虎”毒于“蝎”。却强调自然灾害，根本没有从政策上反思，这是酿成全国大面积饿死人及人相食的人祸原因之一。
大跃进是九个指头的成绩，一个指头的失误，1958年大丰收后，粮食征收任务未完成，各地都出现粮荒及饥饿，也发生了几起大面积饥饿死人的事件，事件的影响也蛮大，其冲击波也不小，领导高层也出现分歧。1959年2月22日，毛泽东对广东省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经验的报告写了按语：“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及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1959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各地县凡是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正确解决的，必须立即动手按照赵紫阳同志在雷南县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几天后的28日，毛泽东又批示《经济消息》发表《是粮食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文章。1959年3月8日，山东王舒同发表《当前人民公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文章，文章写道：“1958年大丰收后，粮食征收任务未完成，各地几乎普遍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荒，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声音之高。而且往往是那些大丰收的地方闹得反而愈加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 舒同的文章自问自答说：“原因虽然很多，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毛主席向我们指出的，应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寻找”。他认为由于所有制的原因，是生产队及农民不愿意把粮食拿出来，这就是反瞒产私分的理论根据。
舒同领导的山东反瞒产私分运动搞得很有特色，淄博专区惠民县搞得委彻底，县委召开全县五级干部会，把瞒产私分提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省委总结了惠民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舒同亲自对这个经验作了批示，并在全省开展以反瞒产私分为内容的两条道路斗争与社会主义教育。最后各社队，各村庄，都入户翻箱倒柜，主要是搜查粮食。
地方父母官们想尽一切办法搜粮食，一定要按照所放卫星搜集征粮入国库。搜粮队员用尽各种手段挖空心思地搞粮食，这是政治任务，也有国家指标，千方百姓地从社员口中夺粮，也就演弈出远古野蛮的强抢豪夺的现代戏。政治任务完成了，国家指标完成了，过秤入库，报喜宣扬，登报发号外，敲锣打鼓，喜气洋洋好不热闹。搜粮队员们饮酒庆功，评功授奖，酒足饭饱后心满面春风，到处宣讲完成政治任务的心得，交流经验，披红挂彩，与领导酒色交错中互相祝贺，也打着饱嗝，乘着酒兴恭维领导，说些肉麻的吹捧话。粮食入为，国家任务的完成，这铁的事实证明着《经济消息》发表的《是粮食问题还是思想问题》文章的正确，领袖的伟大，英明，也实证其高瞻远瞩。
社员们可遭罪了，人只能以草根，树皮填肚皮，饥饿难熬呀！饿得站立不稳，饿得头昏脑眩，饿得彷彷佛佛产生幻觉，饿得时刻都有大米饭，红烧肉，红烧鱼在面前眼花缭乱的，想吃，要吃，吃，吃，吃……。为了吃，吃死人，吃活人，人相食，二十世纪上演了人相食的悲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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