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运动中，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在最高领袖的指导下，批判，罢免了省委第三书记，省长赵健民的职务，完成了南郊宾馆建当时中共七常委毛、刘、周、朱、陈、林、邓，一人一栋专用别墅的政治任务。在全省批判右倾思想后，有力地促进运动狂潮叠起，五风泛滥，百姓苦不堪言。
卫星放过，牛皮吹破之后，经济濒临崩溃，严重饥荒乃致饿毙笼罩全省时，手握大权的新权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运用权谋算人，害人，冤人。权贵们永远正确，百姓们遭受着浩劫的煎熬。 舒同将山东省的大跃进搞得有声有色，声势浩大，1958年9月29日济南市委在泰山市[新设立的泰山市，以泰安县城关镇的行政区域及其附近地区为其行政区域。（国务院1958年6月批准）]和泰安县动员144.95万人（占该区域劳力的80%）参加省委部署的钢铁生产的“淮海战役”。各县主要负责人在工地召开誓师大会，分采矿、运输、建炉、冶炼几路大军。铁矿有6家，矿工5000余人。投产的各种小土炉19758座，还有各县发动群众搞起的土坯炉、水桶炉、大窑坩锅炉、烧缸炉等计462983座。日产铁由44吨跃进达到5.93万吨，泰安县放出日产千吨的“卫星”。1959年1月济南市委在泰安市[撤销泰安县，将原县的行政区域全部划归泰山市，又将泰山市改名为泰安市。1958年12月20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83次会议决定]。1958年9月，中共泰安县委发《关于办好人民公社的几点意见》。1959年1月，建成人民公社104个，入社农户102.69万，占总户数的98.2％，入社人口412.32万人。人民公社多是数乡合为一社，其规模在5000～10000户。实行工农商学兵（民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体制，提倡“一大二公”，无偿平调各生产大队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在大跃进狂潮中，舒同领导的山东省括起了“五风”既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风，生产瞎指挥风。舒同括起的“五风”与其它省比较，就很有特色，也很残暴，搞得百姓都一无所有的成无产者。这特色和残暴摘自曾希圣1960年10年12月16日在山东省五级干部会议的报告（现存山东省档案馆）。[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免去舒同职务，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书记]。
共产风：就是对社员的财产“一平二调”，平，即平均分配；调，即无偿调走，当时称“平调”即充公。其特色如下。
特色1：啥都平调；劳动力、资金、土地、山林、房屋、车马、机器、作坊、农副产品、建筑材料、锄头、镰刀、铁锨、猪、鸡、鸭、水桶、灯笼、尿桶等各种的财物，都随意从群众家里调走。济南章丘县群众说：“切菜板子刀，扁担勾子梢，杈把扫帚锨，犁耙绳索鞭，下至黄泉，上至青天，领导想要的都可以调走”。也有人说：“一平二调就是抢劫”。
特色2：啥事都用“一平二调”的法子。大办钢铁，兴修水利，办社工业，搞高产方（即在一块土地上搞高产试验），办红专学校，办养猪场，办食堂，办托儿所，办展览馆，开现场会，干这些事所需要的一切，都从生产队和社员家里无偿调走。
特色3：搞“一平二调”的不仅是基层公社干部，上至省级官、下至生产队官都能平调。上级平调下级的财产，公家平调农民的财产。
特色4：“一平二调”不是只颳一阵子风，而是想颳就颳。1958年以来，连续三年越颳越猛。聊城专区寿张县张秋大队社员说：“三年来有五次大清剿：第一次是军事化大搬家，清剿家庭用具；第二次是大办钢铁，清剿带有铜、铁、锡的器具；第三次是倾家荡产要投资，清剿社员财产；第四是反瞒产私分，清剿生产队的粮食；第五次是1960年春恢复食堂，清剿社员家里的粮食”，多次清剿，社员一贫如洗遭浩劫。
浮夸风：1958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上报800多亿斤，最后落实的实际产量为287亿斤；1959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上报400多亿斤（裴孟飞建议上报320亿斤，舒同不听，要报400亿斤），实际为243亿斤。1960年省委计划粮食产量550亿斤，实际只有160亿斤（过秤入库174.97亿斤），浮夸造成了粮食的高征购，农民的口粮都征走了。聊城专区寿张县第一书记刘传友，1958年上报总产量31亿斤，实际总产量只有4.05亿斤。1959年上报总产量8亿斤，实际总产量只有3.6亿斤。该县农村工作部长，讲了真话，说了实际产量，被扣上“反对三面红旗”的罪名，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命令风：在山东省对社员强迫命令也成了一股恶风。其特色如下。
特色1：强迫劳动，大搞通宵夜战，分配过重的劳动，不顾社员死活。
特色2：强摊派，寿光县收购鸡蛋任务层层往下派，不养鸡的也得卖蛋。
特色3：强迫社员拆房，逼社员扒坟，寿张县拆房53000间，扒坟38000多座。范县拆社员的房子、扒社员的祖坟，拆来的砖瓦盖大礼堂、迎宾馆，盖大办公室。平民百姓哭哭啼啼，拆房挖坟的官家兴高采烈，拆啊！扒的热火朝天。
特色4：乱批判，对完不成任务的，不浮夸的，就扣上“右倾保守”、“不听党的话”、“没有全局观念”、“和党唱对台戏”等政治帽子，被辩论、斗争、撤换、处分。
特色5：乱打及私刑，济宁专区枣庄市（1960年撤消峄县建立县级枣庄市）阴平公社南庄生产队队长孙某，全村挨过他打的人有173名。社员张同云死了小孩没有即时报告撤户口，就停口粮10天，一家8口被饿死4口。昌潍专区五莲县洪凝公社自1959年对强迫命令稍有不顺从的就打骂和刑罚。昌潍专区益都县郑母公社副社长刘某打了40多人，群众称他为“刘百害”。昌潍专区寿光县对群众的刑罚有：绑、押、打、冻，拔胡子、拧耳朵、不给饭吃、坐老虎凳、拨肋骨等。1960年1月到7月，这个县被迫自杀的社员有688人。聊城专区寿张县石佛公社雷庄大队专门成立打人执法连，连长范某就打了70多人。供销社干部李某在修猪场时一夜就用木柴打了60多人。据调查该公社，打人的干部占30%－70％，社员因挨打而上吊死6人，自杀未遂的11人，伤重致残和发病的24人，外流人口4000多人中也有部分是因为受不了打而出去的。位海生产队共有52个小孩，大兵团作战（出工）时，干部不让妇女回家喂奶，不准假抱小孩看病，致使37个死亡。
特殊风：在群众饥饿及饿死人的情况下，干部特殊风却仍不收敛。昌潍专区昌乐县朱田公社党委规定，商业部门要优先满足公社党委的物质需要。据查公社党委50人，1960年3月到8月，供猪肉1360斤，平均每人27斤。1960年10月12日，共青团山东省委孙继文、潘昭锡给省委写信，反映济南市莱芜县的特殊风问题，其中写道：“县委五个书记除了田书记外，其他书记都在食堂单独炒菜吃。每餐至少一个细菜，细粮随便吃。第三季度机关停止供应猪肉后，每个书记每月发猪肉5斤。第一书记王某每月发猪肉票30斤，他爱人赵华（副县长）每月20斤。今年国庆节、中秋节，县商业局批给县委食堂猪肉40多斤，书记每人分5斤，常委分2斤。县商业局送给书记、县长每人一箱子食品，价值二三十元。
瞎指挥风：农业生产中不尊重科学，全凭上级领导的主观意志办事。生产队里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什么时候种，甚至禾苗的密度多大，全由公社领导或县领导人发号施令。农民明明知道按他们的号令做不行，也说不得，谁说了不同意见，谁就会被辩论，被批斗。这样的事每个公社都一样。
“五风”加剧了大跃进的恶果，全省大面积饿死人的事瞒不住了，1960年3月，山东省召开有12000人参加的六级干部会，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的报告中也批评“五风”问题。会议秘书处1960年3月21日编印的《会议情况》中，刊登了舒同报告。毛泽东3月22日、23日，在《会议情况》第一期和第二期作批示，指出在一些县、社中，“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经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帐，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分子，一定要法办”。
可“五风”还在颳，而且越颳越烈，大面积饿死人也越来越惨。舒同惩办了别人，最后由中央来惩办他——说是书法家的山东王。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免去舒同职务，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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