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20日，河南省信阳专区专员张树藩在杨店街搭起的主席台上大声地宣告：“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立了”，露天会场顿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山呼海啸声，直冲九天云霄。有鞭炮声，有锣鼓声，有掌声，有欢呼声，还有笑声，尖叫声，混合成气动山摇的交响曲，狂想曲。
这消息经由人民日报等宣传媒介的大肆宣传及最高领导人的大力推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高潮。在全国城乡都成立了这种政社合一的公社及公社食堂。最高领袖的号召和鼓励，全国到处敲锣打鼓的向党报喜，放高产卫星。越放越高，狂想曲越唱越响，越来越狂，越狂越想，也就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唯心主义口号，披着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新衣裳，变为最时兴，最革命的口号。而在反右运动中被敲断脊梁骨的知识份子，当时还编出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并描绘公社未来美好景色的顺口溜，“苏联有啥咱有啥，路上的喇叭会说话。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使的是洋犁子洋耙”。宣传媒介的的总结及鼓吹，“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个口号在全国流传开来，而且成为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真理。公社的，大队的土皇帝们通俗地解释说：“共产主义就是天天喝羊肉汤，吃白面馍，顿顿吃扁食（饺子），饭后还有水果”。真是人间的天堂，将社员们忽攸得晕头转向，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于是跟着号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疯狂及疯颠起来。 同年底，山东访民走后门告状爆出的“馆陶事件”。是全国较早的大面积饿死人事件，如能认真调查真相，并从政策上反思和吸取教训，是能够从疯狂中清醒，从乌托邦梦幻中走出来。采取措施，减轻及避免其它地方再发生大面积饿死人灾难的。遗憾的是，毛泽东认定是“一个指头的失误”。并在1959年2月22日，亲自动笔对广东省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经验的报告写按语，还要求必须立即动手按照赵紫阳同志在雷南县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同月28日，又批示《经济消息》发表《是粮食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文章。这样一来，催促及酿成全国各地大面积饿死人事件的爆发，是人祸的根本原因之一。社员们为晕头转向的轻信及疯狂付出生命的代价，长时间的饥饿，饿得站立不稳，饿得头昏脑眩，饿得彷彷佛佛产生幻觉，为活命，人相食。1959年3月8日，山东王舒同发表《当前人民公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文章，同时领导在山东反瞒产私分运动。这个时候，中央转来访民告状信，又一大面积饿死人的“济宁事件”摆在山东省委及领导人面前。
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3月21日到达济宁专区调查。两天后，从巨野县给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写信道：很多地方没有人干活，有的虽然下了地也是应付应付，效率很低，巨野一个队24个人一天只浇一亩麦子。全县72万亩耕地现在只了耕了22万亩……，牲畜死亡仍未停止，原有23000头，死了5000头，还有瘦弱的，现在能使用的仅有2100头。巨野、单县、曹县挖麦苗吃的现象相当普遍，有些丰产田的麦苗也被挖掉吃了。郓城县发生抢粮库事件130多起，有一万多人参加，抢去粮食19万多斤。昨天早晨宋江公社又有50多人集合准备抢粮。金乡县62万人，据他们汇报，有42万人需要救济。前天往单县运的29000斤粮食，行至金乡县被抢走了13000多斤，100多人伪装成挖野菜的，见运粮车来了就一涌而上。
单县曹马公社四级干部会上报瞒产粮食650万斤，会后只搞出200斤。现在除了挖麦苗，剥树皮吃以外，巨野百姓把枕头里的糠也扒出来吃了。田桥公社榆树皮卖到四角钱一斤，饼干一角钱一片。有些人饿得脸已经变了颜色，有的摔倒了爬不起来，全县水肿病人原来4000人，现在12000人。人口外流单县枣庄管理区最近每天逃走12人，有一个生产队弃婴6人。巨野县已经发现饿死人。
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在巨野县、曹县、金乡县、单县、菏泽县、郓城县，开了十几个座谈会，访问了一些农民，还找了郓城县县委书记、济宁专区地委第一书记谈了话，在结束调查的4月11日，在济宁市给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写信说：
很多妇女、小孩提篮子挖麦苗，有的树皮也剥光了。牲畜毛猪大量死亡，农具破坏非常严重，单县原有牲畜44532头，死亡10669头，占24％，原有农具58784件，破坏36446件，占62％。据地委初步统计，最近三个月非正常死亡1200多人（我看不止此数），已发现弃子卖婴58起，单县仅三个月非正常死亡253人，蔡堂一个公社死亡153人，有一个生产队弃婴6人。曹县一个县外逃4万多人（全地区外逃跑34万人），他们在外面流浪，有的半途饿死，有的自杀，有的晕倒在河里淹死，有的躺在大街上叫喊救命。据了解，仅外逃在河南开封的就死亡62人，情景之惨，令人难忍；影响之坏，无法估计。全区水肿病发病人数达67万多人，单县4月上旬水肿病达53000多人，黄后楼一、二排32户260人，患病的达227人，占81％，很多人卧床不起，有的大小便不通，有的肚皮肿裂了口。巨野县刘官屯村共3000多人，有一半以上水肿病，基层干部还扣着粮食不发。
造成这种严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所有制问题上不仅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原则，而且还大量侵犯了个人生活资料所有制。例如：“猪羊大集中，粮食一脚蹬（即全部入国库）”，“苦战两昼夜，完成三脚踢”（即粮食、钢铁、猪羊大集中）。单县实行穷拉平，全县统一分配。巨野县、郓城县去年秋收时，只准留三天口粮，其余全部入库，实行“三库合一”（国库、社库、队库），全部变成国库。他们还将全县较好的大车和大牲畜无偿地划归县运输公司。调社员的自行车归干部使用。很多地方将粮、草、菜、砖瓦、木材、锅，全都归公。各县都有一部分地方实行移村并村，单县几天之内移村714个，36140户，占全县总户的三分之一以上。群众说：“这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还厉害”。
济宁专区成武县受灾仍调出粮食4600万斤，发现粮食紧张后，又采取抽富济贫的办法解决。
去年12月，各县普遍召开了万人大会，今年3月上旬又召开了四级干部会，都采取了回忆对比、诉苦算帐、反对瞒产私分，反对本位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办法，在四级干部会上报出粮食9亿多斤，地委领导很满意。可散会后人们外逃，曹县四级干部会后几天内，外逃四万多人。
有的地方基层干部提出：“有粮食不报，吃饭犯法”、“私藏四两钢铁与私藏一个美国鬼子同罪”（为收废钢铁炼钢完成指标）、“亩产不上500斤的豆子一律翻掉”、“深翻不到一尺半的不准下种”等口号，大搞强迫命令。单县反映，干部有三大法宝：一辩论，二戴帽，三拔白旗。对群众进行体罚的花样有10多种，如：顶灯跪砖、穿梭、拔头发、挂玻璃、喝小便、坐飞机、学龟爬、熬鹰、戴高帽子等。群众说：“他们比汉奸、鬼子还厉害”。
山东省委在研究处理“济宁事件”的会议上，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的调查及报告，第一书记舒同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在会议的总结中，舒同还要求济宁专区自己解决问题。
在山东省由上访访民接连爆出的大面积饿死人“馆陶事件”、“济宁事件”的情况下，舒同还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搞“反瞒产私分”。在安排群众生活方面，舒同始终强调：“是思想问题，有点实际问题，也不大，是基层能够解决的”。
关于“济宁事件”的残酷及悲惨，济宁群众说：“这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还厉害”。对山东省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及其领导下的基层土皇帝们，济宁群众说：“他们比汉奸、鬼子还厉害”。对济宁百姓大面积饿死的惨剧，还可在《关于金乡县防治肿病检查情况简报》中找到记载。该简报刊登了随同省委裴孟飞书记下乡的王瑛于1959年4月29日写给山东省委的一封信。该信说：“济宁专区金乡县在元月份，在鱼城公社发现水肿病人时，经调查全县有5000多人，到3月发展到39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2％，其中以鱼城公社为最严重，这个公社的8万人口中，有水肿病人17295人，占总人口的21.6％，4月份又有发展，据4月26日统计，全县累计发病10242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6.5％（其中发病二次以上的有58034人），死亡792人。这个县对水肿病人推广执行了偏方治疗：芒硝煮鱼，苍术散，丝瓜络煮枣等”。
山东王舒同的胡作非为，加重了济宁百姓的苦难，加剧了济宁百姓的灾难，加大了济宁事件的悲惨。为了让饿死的冤魂安息，决不能让国贼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逍遥法外，为社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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