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引发的农村分田责任制改革——续“永远的伤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使中国人民几千万家庭家破人亡，痛失亲人，我的伯父也是在这场运动中饿死的，那隆冬时节，在农田基本建设的工地上，饥寒交迫饿死在两丘田之间，嘴角外还留着草根，特别是那寒冬腊月被强迫赤膊劳动，我那可怜的伯父，裸露着上身踏上黄泉路的

，每每想起这一幕，我的心被强烈的撕绞着，血在撕绞的伤口处淌着，心裂痛着，至今难以平复。查遍人类史，饿死者，惨不及我伯父，悲不过我伯父的亲人们。我伯父的惨，可参见我的《饥饿引发的农村分田责任制改革》博文第一篇，我伯父亲人们的悲，却是长久的，不能言说的痛，我伯父踏上黄泉路时，他年幼的孩子也饿得奄奄一息，连为父亲送行痛哭的力气都没有，他的同胞弟在长沙患水肿疾病，凭票购黄豆作营养物疗养，只能望天泪流。在后来的岁月里，当我随父亲来到这个小土堆时，我们只能将小土堆上的野草拔干净，将野花扎成的花圈放在小土堆上，默默地悼念饿死的人，我们无法将这个小土堆修成伯父的墓，望着这个小土堆，想念着这个小土堆下草席裹身的伯父，我们心里的血像“打点的”那样滴着，我们的心还在痛着，我们的伤至今还不能愈合。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一场大火，使我们家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伯父与父亲逃难到长沙，1949年伯父在铁路局工作，五十年代初的土改，伯父执意要回老家参加土改，辞去工作携妻回故土，分了田地，房子，辛勤劳动小日子也还惬意，初为人父后，伯父更加勤奋。谁知合作化运动来了，后来又是大跃进，又是人民公社，运动来，运动去，伯父就那样饥寒交迫，一无所有的嚼着青草，草根儿尚留嘴外倒毙田边。二十年后最具戏剧性的名为落实政策，伯母及其子女变为城镇户籍，非农业人口，三十余年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作，贫困使他们没缘读书，一夜间更使他们无法面对城镇户籍，措手不及地成了城里人，是他们不幸，也是他们悲惨。

1960年5月，中央政府正式承认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失败，5个月后的国庆节《人民日报》发表的国庆社论，第一次向世人宣布，过去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而今天查遍史料，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以及新闻媒体的报道，在5月份之前，均未出现过严重的自然灾害一说。国庆社论从来都是歌功颂德，宣传莺歌燕舞，歌舞升平的，这次编造“三年自然灾害”的假话，想是为政府和中央领导人集体性的、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也可说严重罪孽）开脱，人祸被说成天灾，欲盖弥彰的谎言，掩蔽不了四千万人的饿魂，人类史上最具灾难性的人祸浩劫，最终引发了史称“七千人大会”的事实，大会触及到了应该由谁来承担“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后果和责任，遗憾的是中国的人祸更加猖獗，无法治理。

“三年自然灾害”的谎言，重复上千次，变成了事实，变成了天灾，编进教科书，让后代接受这谎言，接受这篡改的历史，这谎言是又一次新的犯罪，是对四千万饿死冤魂的冒犯，是与人类的良知对抗，是对人性的亵渎。我们不能让阴谋者的阴谋得逞，我们要说明事实，记录历史，对得起中华祖先，对得起饿死的冤魂，使知道真相的子孙后代，不能说我们是懦夫，是混蛋，不能蔑视我们的人格，也不能指点我们的脊背。忘却这一悲惨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意味着悲剧还会发生，要让四千万饿死的冤魂得到安息，我们应该为他们建立纪念碑，让子孙后代永远记着这一人间大浩劫。为饿死的四千万可怜，善良的同胞垂首默哀，是我们中华子孙人性的具体升华，也是與那些对四千万同胞的生命不屑不顾者的拯救，拯救他们的灵魂，唤醒他们的人性。对四千万饿死冤魂的亲人来说，血泪之痛、生死之劫，这悲惨一幕永远，永远难释怀。可饥荒饿死者并非始作俑者，他们只是冤魂，只是遗骸，有四千万啊！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记载1959年，中国征购粮食674万吨，出口粮食高达416万吨。1960年，中国仍然征购粮食510万吨，出口粮食265万吨。有材料记载1959年8月19日，毛泽东亲自对省委书记们下令说：“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 要知道，搞核武要大量的美金啊！甘肃《通渭县志》记载：1959年“许多地方出现人相食”。“令人感到惊异的是通过见证人，研究者撰写的用数字反映悲剧程度的著作少得可怜。如果这样一种巨大的灾难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肯定会有新闻记者采写的有关见证人的报道，也会有社会科学家撰写的著作生动地描述当时的场景。但是在中国，不充许中国作家，新闻记者报告灾情，也不充许外国记者来中国采访”[《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海南出版社，第673页]。如今有良心的知识群体在思索，在记录，我思故我在，学者金辉1993年在《社会》杂志第四、五期合期上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一文，他的结论是：“1959年至1961年三年灾难中，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低限值也在4000万之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在《炎黄春秋》杂志第2000年第3期著文，在“大跃进”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00万人之巨。“据国家人口统计报告，中国的人口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即减少了1000万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在4000万人左右”（丛进：《曲折的岁月》第272页）。在凤阳大地上，50年末到60年代初，既没有发生战乱，也没有天灾，而是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乡村三十年 ──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12月，北京]。可凤阳饿死的人口也是非常的惨烈，是有史可查。我想那些谎言的喧嚣该结束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使中国人民坠入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尽管有史称“七千人大会”可制度的严重缺陷，人治的绝对化，悲剧无法阻止，浩劫又可能再次发生。几年后，当死神在中华大地疯笑的时候，全国百姓无奈，无助落入悲惨境地，生灵涂炭，惨遭十年浩劫之难……。我们哭无泪，我们血在滴（泣）。